引语:我就技术型服务所带来的社会隔离、排斥所做的评判。大多数群体面对新规则时,需要有那些熟悉该规则的个体引导,否则不熟悉该规则的群体会选择回到之前的那个规则中。城市化是一个大趋势,但是“反城市化”也是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因为要打破一个旧秩序首先需要培育一个新的且容易接受的秩序——让城市与他们没有隔阂。 Warning:如果你觉得在阅读过程中找不到中心点,请直接参阅文末最后黑色粗体字段落。 在暑假间隙(确实也不算长),我飞回了父母亲所在地,在那边超预期地停留了近40天(9,Jul,2016-18,Aug,2016)。 我母亲生病了,而且到了需要开刀做手术的地步。考虑到家里其他成员(包括父亲、哥哥一家)都忙于工作,从而脱不开身来照顾她,因此,我自然地成为了这次看病重任的首选人员。 母亲患有子宫肌瘤2年多,而且她的膝盖处也突出了一块,所以手术需要处理掉这些多出来的瘤子。 遗憾地是,如果母亲一个人去医院看病,那她总会让这个所谓“智能时代”的系统给折腾得不知所措。 中国在逐渐转型的过程中,很多时候是在跨越式地直接采用世界上的最新科技和管理方法。这样的非线性跨越,让很多生活于农村地区的居民对当下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逃避,尤其是对于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 比如,就医院看病的流程而言,患者在农村地区的赤脚医生、乡镇卫生院处,要比大城市的三甲医院简单易懂得多。 尤其是近些年突然闯入百姓生活中的“智能手机”、“互联网”、“APP”、“网上支付系统”等,不自主且无意地排斥了较多生于50、60甚至70年代的“(半)文盲”群体。 前面我已经提及过这样一种情形——"Oppression on consumers by median consumers"(点击链接,好好读一读),比如,在杭州的任何一个大小商场、农贸市场,他们竟然只接受“支付宝”这样唯一一种付款形式,否则,作为一个顾客是不能够购买到自己想要的商品。 此类经济合约安排纯属暴力强迫条款(法理角度),倘若一个初来乍到杭州的异乡人,遇到没有手机或手机没电或没有支付宝或支付宝密码丢失或不识字等情形,那该如何去保证他作为消费个体最基本的“消费权利”(拨打12315试试吗)。 每次,我母亲一走进医院大门,她需要面对一台台“智能预约机”、“智能报告单查询机”等。可这些看似智能的机器,于她而言,就像是一台台没有投币拼概率的老虎机器。 我就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台ATM机器在银行旁边,我母亲因不熟悉这个操作环境,她放置了1000元存款在验钞口,但ATM上却显示她只放置了900元。 那这样确实因为机器参数故障造成的错误,往往让那些对ATM智能机准确率深信无疑的银行柜员,误以为是我母亲找茬而人为谎报的行为。 若我母亲到医院看病,她就需要在智能手机上提前预约,到医院后开始缴费(要能讲普通话),去相应科室看病(还不得不配合医生的满口“专业术语”),然后去科技楼进行体检,再排长队到医生处接受诊疗,最后到医院内设药店捡药离开。 这里面的每一个步骤,都隐藏着她内心里的不安和彷徨,说真的,连我有很多时候都会有些焦躁(除非你是医院的常客)。 当然,这样由社会发展而带动的周遭环境改变,也还是在通过外力刺激的形式敦促整个社区群体不断学习,并最终推动国家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 —————-- 当一项新技术在还没有开始成熟时,往往只有几个人知道怎样操作它;而当这项技术日臻完善走向成熟时,越来越多的人就知道它的操作流程。 然而,一项技术除非被定义为“普适性”的,否则,带有行业类别的“专业技术”就总会排除掉该领域外的大多数群体。 “智能手机”在中国的覆盖率并没达到100%,这说明,尽管带有普遍适用意义上的“技术工具”依然具有“专业性”(对于那些从未听说过“智能机”的群体而言)。 而凡是带有“专业性”的技术型商品总会让一部分群体被排除掉,若社会未能有效地提供该专业方面的引导,他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感觉到彷徨和茫然。 中国作为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国家,新技术的出现总是先在经济较为发展的地区获得推广。 当这项新技术还未能较为全面地在一些经济欠发展的地区出现时,那些已经熟知该项新技术的较为发展地区群体就会依照该项新技术范式提供服务。 因此,经济欠发展地区群体想要使用该项新技术时,他们需要跨地区空间去经济较为发展地区使用该项新技术提供的服务。 而如果没有类似于银行大堂经理性质的人员引导,那些来自于欠发展地区的群体就会感觉到茫然而不知所措。 当提供该项技术的服务方(经济较发展地区)看到这种情形,他们就会认为这些群体实在是太落伍或笨,比如,居然连“Symbian”、“Android”都没有成为他们的常识。 最终的情形就是,熟稔该项技术的服务提供方会显得非常不耐烦,因为在他们知识架构里,这些技术已经内化成了他们常识区域的一部分,因此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需要懂得的; 而对该项技术的服务相当陌生的群体就会摄手摄足,因为他们在初次使用该项服务时,他们始终不能够在短时间(比如1小时)内掌握该项操作流程。 于是乎,技术服务提供方就不耐烦地听着技术服务需求方不停地发问,他们板着脸后冷眼相对,蔑视性地道一句:“你自己看说明!” 多次之后,技术服务需求方可能在内心里会不停地强化道:“我真是笨蛋”,然后,他们就渐渐表现出了一种自我轻视感而不安和彷徨起来。 —————— 很多年轻一代夫妇,倾向于把长期居住在农村的父母送进城里,希望辛辛苦苦大半辈子的老人能够进城享福。 可事情并不像年轻夫妇俩预期的那样发展,习惯了农村生活的老人多次表达返回农村的愿望。 等到老人回到那个熟悉的群体,周围的邻里就问:“你怎么不知道在城里享福,还硬要待在这个山旮旯?”老人回复也很简单直白:“我放不下习惯了的事物。” 在城里,尤其是在另一个省份的城里,老人遇到了系列麻烦:当地人讲当地话而语言不通,当地人的人际规则不同等等。 他们就这样遭到一扇“隐形门”的隔离,尽管身体在城市里,但心里累积的孤独感却越来越厚。 城市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因为只有大量的人口聚集,才能够促生更多的新技术、新管理,正所谓“有人的地方,才有一切可能”。 不过,对于生于、长于农村的一代,他们整个生活的舞台都在那片有限但却能够控制的小社区里,以致于他们对经济所需要的城市化是持排斥态度的。 我有一个好伙伴,在他大学之前,他从来没有去过他们县城(在一个镇上读的高中)。而当他第一次乘坐火车前往大学所在地,他对那个城市的事物竟感觉到莫名的恐惧。 他告诉我,熟悉的那套规则即将消失,需要被强制地卷入学习新规则的运动中,这种无以言表的孤立感让他产生了不安情绪。 从小到大,他都需要“服从”父母的安排,若有违反该安排,那个村子里的舆论压力就会把他压得喘不过气。 父母说,他应该去剪一个“平头”(短头发),尽管他认为那个不适合自己,但鉴于周遭环境施加的舆论压力,他总是不得不一次次屈从于父母的建议(与命令没有区别)。 在这样的生活氛围里,他渐渐压抑住自己的个人想法,总是在其他人表达任何观点时加以肯定。 可当他来到大学需要独自一人面对生活中的大小决策时,他也总是习惯性地询问其他同学的意见,可每当他想要反驳时,他内心总会有一个声音出现:“我需要肯定同学的意见,不然他以后就会拒绝我。” 在这种新规则面前——学会独立按照自己意愿做决策,我的小伙伴表现出了严重的不适应感,没过多久,他就告诉我,他打算回去农村那个熟悉的环境。 —————-- 我想,凡是需要主观感受参与评判的事物,都很难通过某个标准进行排序,来分出个好坏优劣的。 微观经济的基础理论源于,主观效用理论里的边际效用递减假设。至于该如何去评判你的偏好,后面又发展出来了“偏好显示规则”。在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中,“期望效用法则”将不确定性转化成了确定性。 然而,不同个体间对某个事物间的喜好由于不同,据“阿罗不可能定理”显示,多数时候很难在一个群体中选择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方案。 这个逻辑告诉我们“你的世界,他人不懂”,你认为伤心的事情不一定会引起他人流涕。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天天说,他的父亲所经历的苦、痛、累是远远超过我父母的。 我问他:“你的父亲都经历了什么,让你直接做出此类具有争议性的论断。” 他一口气说了很多,比如,他的父亲(60年代生人)从高中辍学后,就开始了在村子里学习砌墙的技艺,并且无论刮风下雨都坚持在一线建筑工地上; 一直到现在,身体带着种种慢性疾病的父亲也去外面承包建筑工程,他硬是将整个家庭从无住处的贫困户拉回到了小康城镇户。 因为对他父亲偌大付出的敬畏(爱),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他父亲放在了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感受到的位置(不夸张的说法)。 当时我在想,那我的父母也何尝不是通过勤劳换取回报,以一个个社会底层角色任劳任怨地支撑着农村“家”。 当下的社会群体喜欢以“个人成就”论英雄,所以,对于那些凡是取得事业上或其他方面成功的个体苦难史,作为崇拜者和追随者的我们,习惯于在心理层面放大他们的苦、累、痛等(你可以不同意)。 比如,很多高考考得不好的考生,需要面对一个不公平的“社会评判”——“你说你也努力了,你也痛苦过,你累得不行,那你怎么连个大学都不能考上呢?” 然而,对于那些高考成绩优异的考生,“社会评判”往往过度夸大了他们在复习期间所经历的劳苦。 幸福不能够比较,痛苦也无需同情(除非痛苦者请求你的支持)。生活在城市与否,跟我们的幸福无直接关系,毕竟,我们中的一部分可能并不真正喜欢城市生活,但因为物质财富创造的要求而不得不留在那里。 读到这里时,你是不是发现文章缺少了中心。其实,文章里讲的是“Social Exclusion”导致的“反城市化”心理。从我的母亲看病经历,到新技术服务的提供,再到农村老人和考生对新秩序的不安,再到最后的“以成败论英雄”从而导致的主观判断偏差,这四方面都在讨论,在一个由一少部分群体引导且主宰的社会新秩序里,剩下的那部分习惯于固有秩序的群体是怎样受到不公正排斥的(这里新、旧秩序没有褒贬义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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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对社会的见证,从出生到死亡,这就是我的一生。 Archives
Decem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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