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李仲武 以下段落通过对中国在1949-至今这66年来的经济发展史回顾,按照不同的经济管理体系,把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划分成三个大的阶段。中国用了近30年时间实验了“中央计划经济体系”,结果是仅就“大跃进”期间全国因饥荒致死了约[2000,3000]万人民;另一方面,中国也用了30多年时间实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结果是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从30年前的[6,8]亿人降到当前的8000万(根据中国定的贫困线)。“改革也就是革命”,“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市场经济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等口号,在当前中国改革停滞不前的时代也是适用的,不能让“强硬派”把持着那些至今生活在贫困县以下群体的命运。 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经济发展大致有三个阶段:①1949-1978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阶段,②1978-1992计划经济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阶段,③1992-至今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市场化改革。在这三个经济发展阶段中,我们又可以将其进一步细划:就1949-1978阶段而言,她由两个阶段组成:a.1949-1958“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前经济恢复调整期(在1953年,中国经济就差不多实现了战争后的恢复,并对“手工业”、“私营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但将界限定在1958年的主要考虑因素,是这之前非计划经济体系还有存在的空间),b.1958-1978完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执行期,该阶段实行“统购统销”的计划供给制度;就1978-1992阶段而言,她也由两个阶段组成:a.1978-1989市场化改革在农村和城市推广期,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城市涌现了大批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和少量私人所有制企业,b.1989-1992市场化改革受挫遭到利益团体严重阻挠期,在放开部分原料、商品的价格以让市场决定其价格区间的改革中,因供需缺口过大而导致了二位数的高通货膨胀,并成为后来发生的“学生大动乱”事件导火索之一,之后的市场化改革议程就遭到了利益团体地强烈抵制而被迫搁浅;而就1992-至今阶段而言,她则由四个阶段组成:a.1992-1997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经历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双重矛盾处理期,在这阶段的前期经济遭受了严重通货膨胀,地方政府大量信贷用于各种工程建设而造成信贷口子过大,而此时,若要实行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可能会伤害到经济增长速度(在80年后期的通货膨胀让政府采取了大步伐的紧缩政策予以遏制,就导致了经济的严重下滑,后来又采取信贷扩张予以缓解,却又出现了大幅度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b.1997-2003采取系列政策措施抵抗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在金融危机期间,政府保持了币值的稳定,而且通过信贷扩张加大基础公共工程建设投资而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国企改革也在此时大幅度、大面积地展开,c.2003-2008“非典”肆虐至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非典的袭来让中国经济遭受重创,而之后的时期就是中国房产泡沫催生、股市泡沫涌现、出口大幅扩张、产能重复投资的非理性繁荣期,d.2008-至今的后全球金融危机期,中国政府开启了“4万亿铁公基建设计划”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系列措施稳定房价和刺激消费需求(“电器三下乡”政策),直至15年在“中国经济新常态”模式下开启的调结构、促创新、推改革政策框架。 从1949-1976年,是以毛泽东意识形态为唯一的经济政策标准时期,而陈云就是其中的中央“统筹统销”计划经济构建者,从此中国社会经历了近30年的政治运动主导下的经济建设过程。计划经济下的行政命令取代了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决定,政府官僚机构取代了市场机构参与者,供需匹配模式从以需定供转变到以供限需,经济中的短缺必然现象就为“票据配额供给制”提供了舞台。国家政策决定“生产什么、为谁生产、何时生产、怎么交换”,为了保证全体劳动人民能够获得一份工作,同时能够通过这份工作获得生活、生产资料,大面积低效的“人民公社”和“国有工厂”就不自觉地成为了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角。当时的政治争论始终是高于经济现实问题的,从每年“十一国庆”刊登的人民日报社论很容易对比发现,那时候的中国状况与现在的朝鲜状况是大同小异的,比如,公开宣称“美帝国主义是狗日的”,把苏联的一小小成就夸大成全社会主义兄弟的大进步。在那一个阶段,整体而言,中国的经济是凋敝不堪的,占据80-90%的农村人口被剥削得几乎一干二净了,而城市发展又因资金积累不足而受到严重的束缚,中国的人均GDP位于全世界最低的几个国家行列(中国在78年改革开放时,经济状况比同是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印度要落后很多)。当然,在“土地改革”、“医疗福利”、“教育发展”等方面,中国还是取得了世界公认的大进步,基于合作社基础上的“农村合作医疗”(首创社区“赤足医生”)让中国公民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不少,而“扫盲行动”让全国人民的识字率有了大幅提高;然而,这样一个依赖于自给自足而脱离国际经济的系统,不仅在效率方面而且在可持续性上,都存在着不少的挑战和困境,后期的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就是历史给出的结论。 1978改革开放后,中国的GDP以年均差不多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并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本币货币购买力计价而言,就已经达到1.7万亿$仅次于当时的美国(IMF数据),并最终在2010年就名义汇率基础上的GDP而言超过了日本而成为了仅此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于2014年正式迈入了GDP10万亿$俱乐部。优惠的土地、税收政策,并拥有因刺激经济而建设的基础设施优势,中国一直是全球FDI流向的主要目的地,尤其是来自香港的直接投资,再加上一直超过30%的国家储蓄率,这内外两个方面合力解决了曾经资金缺乏的问题。廉价农村劳动力,与较为充足的资金积累,再考虑到2-3亿的中产阶级所形成的巨大市场,中国就渐渐被打造成了“全球工厂”。 当前针对经济体系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曾经有历史包袱的“国有企业”,他们在金融、粮食、油气、矿金等领域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尽管当前这些企业在GDP中所占比值仅有30%左右(而在工业领域比重更小),但“国企”作为一个有政治背景的集团所牵涉的利益瓜葛却是需要政治决心和智慧才能处理好的。自打改革开放以来,与国有企业相关的改革就不断推进,比如“企业承包合同制”、“企业联合所有制”、“企业厂长负责制”、“企业股份制改造”、“企业利改税”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改革派遭到了来自保守派前所未有的阻挠,而当前那些在国资委管理下的巨无霸中央企业就成为了两方较量妥协的结果。在上世纪80、90年代,半数以上的国有企业都是严重亏损的,而通过银行截取储蓄者存款并以贷款方式转移给那些国企的做法,导致了所有国有银行都被迫生长出庞大的“不良贷款”毒瘤。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下,所有城里人都为企业、单位工作,而企业、单位则会为劳动者安排有补贴的住房、医疗服务、教育服务、退休金计划等,并且子女继承父业继续为该企业、单位工作,这样就使得整个系统变成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单元,失业问题也就较少出现了(即使出现失业,还可以领取到失业保险金)。当政府决定改革这些低效甚至无效的组织时,让那些曾经寄生并习惯于该体系的工人产生了不安和恐惧,考虑到那时候并没有一个为大量失业者的出现而建立的“安全保障体系”,所以这些失去希望的工人就会展开抗议、罢工活动。而一旦出现不稳定因素,强硬派(保守派)就会批评改革举措,并借机上位来主导政府的下一步经济决策,可保守派的计划经济举措又会让经济情形恶化,然后改革派又能够乘势获得政策主导权来稳定经济。就是在这样互相竞争、妥协的博弈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在通胀、低迷、再通胀、再低迷相互交替中取得高速增长,期间还有如美国对中国“最惠国待遇”状态的评估,日本给予中国大规模贷款和援助等国际因素起着助推作用。 中国的改革是循序渐进的,进展情况要比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急诊疗法”好很多,“价格官方市场双轨制”、“汇率官方市场双轨制”、“出口退税和货币贬值”等措施,对中国‘虽有不小波动’的经济起到了稳定剂作用。反之,倘若一旦把所有原材料、商品的价格全部市场化,由于大幅需求所导致的经济过热就会推动物价全面上涨,这会置人民的生活于水生火热之中而抱怨不断。然而,价格双轨制也是有缺点的,她造成了两个市场的形成,而不在政府监管范围内的黑市往往会引起经济的不稳定。为了更为全面地展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全貌,并从生活在另一个体系的专家学者眼里获知中国经济的起起伏伏,我们围绕着“中国经济”主题,搜集了部分国外知名媒体对中国经济的报道纪实,让我们能够从中窥探出当时的主旋律“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去的新变化。 China Economy in 1978-1979China economy in 1987China economy in 1990CHina economy in 1991China economy in 1992China economy in 1993-1999|2003|2004|200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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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对社会的见证,从出生到死亡,这就是我的一生。 Archives
Decembe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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